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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城市打拼的新市民、青年人而言，一方安定的居所是他们向梦想进发的底气，但在租赁市场中仍存在诸多难点、堵点。

本报记者 李晓红

“北京的房价太贵，不想背负房贷，让自己压力山大。对现在的我来说，租房要比买房的成本低，而且还可以随工作变动和喜好来选择区域换房，选择的自由度更高。”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刘晓凯租房已经五年多，她也习惯了“北漂”的租房生活，尤其是距离公司15分钟的通勤时间，让她感觉很是轻松方便。

对在城市打拼的新市民、青年人而言，一方安定的居所是他们向梦想进发的底气，但在租赁市场中仍存在诸多难点、堵点，导致租赁需求与现实存在着一定差距，因此，逐步解决各种租赁需求，健全规范租赁市场，迫在眉睫。

租房成为更多人的选择

近年来，像刘晓凯一样的新市民、青年人，租房是他们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且他们长期租房的意愿更强。

“在公司附近租房，不仅节省了通勤时间，而且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提升自己。当然，现在也确实买不起这个区域的房子。”尽管一个月的房租要花掉刘晓凯五分之一的工资，但她觉得，目前，租房还是要比买房划算。“好的职业发展和稳定的现金流才会给我带来安全感、归属感，也是我现在的核心需求。如果将来有了更稳定的职业发展、更多的工资收入，买房也为时不晚。”

即将大学毕业的00后李立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租房是比找工作更早担心的问题，即便是在北京的郊区，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单间至少需要1500多元的房租，对于目前正处于实习期的李立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在“押一付三”后，李立已经捉襟见肘。

与很多人觉得房价太贵，买不起房子不同，一位国际知名房地产服务机构原大中华区高管有资格也有实力买房，但他没有在北京买房，以前一直在北京租房。“在国内，特别是北京，租房的性价比要比买房高很多。”这位外企前高管说。

对家有上学娃的家庭来说，租房更多的是无奈之举。张佳在北京海淀区一家国企工作，为了让女儿能在海淀上学，她提前一年在学校附近租下了一套“老破小”房子。

“我现在租住的房子，贼破又贼贵。虽然居住条件差点，好在女儿上学很近，我上班也比较近。不过，每月将近10000元的房租已经占到我收入的30%-40%，压力真的很大。”方便女儿上学对张佳来说是刚需。

来自河北的老张夫妻来京十几年了，开了一家水果店，早上还经营一个流动的煎饼摊，他们在房山租了一套两居室。“每月大约3000元的房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不过，女儿在北京上大学，周末还可以回家。”在这对夫妻看来，有一个温暖的家是莫大的幸福。

贝壳研究院资深租赁分析师黄卉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租房在房源选择上更为灵活，能够满足大城市新市民、青年人的居住需求。而且买房的压力较大，因此，现阶段大城市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租房。

据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近几年的家庭型租赁需求显著增加，租客平均年龄由2019年的32.9岁延长至33.8岁，租客更长时间停留在租赁市场。

黄卉建议，租赁市场应能够满足不同类型租客的需求，提供“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多种类型的租赁房源。

健全规范租赁市场

随着越来越多新市民、青年人长期租房的意愿增强，对租赁市场的发展也提出更多挑战。

“现阶段，在我国租赁市场的房源中，个人房东供给占比超70%，租赁监管难度较大，租客通常会面临虚假房源、随意涨租、克扣押金等问题。”黄卉认为，根源在于租赁市场存在结构性供给不足、法律监管缺失的短板。

刘晓凯曾在某大品牌连锁中介续租青年公寓时，再次缴纳了中介费。她认为，续租时再次收取中介费很不合理。此外，她在不续租房子时被房东克扣押金，原因是莫须有的房屋损伤。

“租房与买房享受同样的学区、医疗等这些配套，现在我还不敢去想。”李立期望，在租房过程中，能减少受骗与上当的情况，房东不要随意涨房租，中介能越来越规范。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多位租房者都或多或少遇见不少“糟心事”。对此，黄卉认为，应加快出台全国层面的住房租赁专门法律，同时鼓励住房租赁企业发展，提高租赁房源的机构化率，以便提升租赁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加强租赁行业监管。此外，“在重点区域增加小户型、低租金房源，支持居民将处于中心城区或产业集中区域的闲置房源出租，或是大力支持中心城区或产业集中区域的非改租房源。”

张佳则期待租购同权能够尽快落实。“现在教育资源和房子捆绑在一起，以房子来衡量教育资源的优先权并不合理。”

黄卉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租购同权的关键在于落户和子女教育，突破的重点是优化公共资源分配方式，尤其在落户及子女教育方面逐步减少租购差异化。一是无论是否采用积分落户政策，建议减少租购差距甚至取消与购房的挂钩。二是优化教育资源的分配方式，加大对实际居住或缴纳社保时长等的衡量。三是加快完善租赁税收优惠体系，降低租房家庭备案难度，让租房家庭也能更便利享受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

“不管是租房还是购房，加快发展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产品是关键。与租房者相关的问题，还应打破相关部门之间的隔阂，多加强沟通、协调，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景晖智库首席经济学家胡景晖向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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